澳门娱乐场营业到几点_平新乔:中国经济学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

澳门娱乐场营业到几点,平新乔:中国经济学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贡献

原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以下根据演讲者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发展70年’高层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

这个论坛主题是要总结建国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主要讲的是中国学人过去70年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我的题目非常大,因而这里只是做一点梳理,一定是挂一漏万的。

我要讲两个问题:

一、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的三个对话;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

先讲第一个问题: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的三个对话。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往往是不对话的,他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两派说不到一起去。但是在20世纪,两派之间有三次是对话的,双方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有交锋而且通过交锋思想是有提升的。

第一个是20世纪30-4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哈耶克、米塞斯为一方,兰德等为另一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可行有争议。否定方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中心是不可能收集到全部信息的,信息也无法加总,故社会主义的计划是不可行的;同时公有制又否定市场,所以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行的。而肯定方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可行,因为社会主义仍然有消费者偏好,有生产结构,需要配置,配置需要价格,价格则可以通过试错的办法来实行。

事实上,这是非常深刻的争议,这个争议产生了机制设计的经济理论,后来产生了阿罗、哈尔维茨的经济学成就。阿罗与哈尔维茨是兰格在美国芝加哥带出来的学生,分别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俩终身都不否认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第二场争议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萨缪尔逊挑起的关于马克思生产价格转型的问题的争议,这个争议涉及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萨缪尔逊认为,不需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照样可以用数学算出剥削的存在。因为他很擅长数学,他在1967年发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挑战。

其实,他列出数学式子一定是根据逻辑的,而逻辑的背后一定是有经济学理论的,怎么会存在没有以剥削理论为基础的剥削事实呢?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很好地回应,包括我们人民大学的一些老师,只是在80年代初简单地进行了否认。

而英国有一个学者叫斯拉法,写了《用商品生产商品》来回应,捍卫了劳动价值论。所以这场争议其实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很好的机会(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可以重演),但是我们错过了。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然在回答萨缪尔逊的挑战。

第三场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就是关于市场转型的理论和对话。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结局,引入市场机制后导致社会主义解体,二是中国的改革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了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现在在西方经济学科体系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学科,有了非常多的研究。中国学者,尤其是在西方读博士的学者参与了这个学科建设。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解体以后,经济发展状态远不如中国,而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速增长了30多年,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因此东西方学者都在研究这两种转型模式的差异。真正的中国东方的学者、 马克思主义学者跟西方学者直接对话,相互之间实际是有促进的。以上这三次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之间的争论是真正的争论,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创造和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国际化的很深远的学科背景。

这说明什么?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仍然是当代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之一,所以我们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自己的重大贡献。你有了贡献,就不分西方与东方了。第二,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经济学者的关注对象,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们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客观上已经汇入了当代世界经济学,这是我们的机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的机会。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中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探索历程和主要贡献。

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经济学者有四代:第一代,是孙冶方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设立者及其同代人,差不多是20世纪同龄人。这批学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开始经济学探索。是新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参与人。第二代,20年代末至30年代出生的,是由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桂世镛、张卓元等所代表的一代人,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人底子也是这一代人(比如政治经济学的卫兴华,吴树青、胡钧、何伟、徐禾、林森木等)。这是新中国70年里经济研究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主要贡献分两段:文革前10年,文革后20年。第三代,是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的学人,主要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经济学见解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第四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其特色是留学背景,现在正是年富力强。

中国科学院(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后来由经济所衍生出来的诸多经济学科研究所,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基地。《经济研究》是中国学人发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果的主要平台。

陈云提出了双轨制,1956年提出在计划价格为主的前提下保留自由市场,并保留自主定价的商品经营。邓子恢是讲组织机构的,他主张合作社规模不能太大,他发现了农业合作社里存在道德风险,所以他主张合作社的规模应该适当。他比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团队经济学”早了20年。后来邓子恢又主张责任田,研究契约,这里的洞见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经济学”如出一辙。

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在50年代到60年代组织了两次大的讨论。

第一次是关于商品经济、价格规律的大讨论,背景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发表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出版。可是这里是有中国特定的背景的:即在三大改造以后,要不要保留市场体制?要不要保留市场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里面有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孙冶方,一个是顾准。孙冶方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发表论文,题目就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他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规律。顾准是在1957年第3期的《经济研究》发表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文,指出,价值规律制约着计划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一个讲基础,一个讲制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最早版本吗?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都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组织了全国经济学界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讨论,汇聚论文100多篇,出版了100万字的巨型论文集。这里就有吴敬琏关于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组织发动的关于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价格的讨论会,发表了很多论文。这场大讨论发挥了正面影响,它的作用是促进决策层保留了市场的一些机制。

再就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学大讨论,时间是1961到1964年,也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的。这个背景涉及到了宏观经济学,是对“大跃进”在宏观方面失控后果的一个理论反思。《经济研究》、《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论文,董辅礽、薛暮桥等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董辅礽1961年到1964年在《经济研究》连续发表6篇关于社会再生产的论文,后来1980年由三联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场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大讨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理论的初步建设成果。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起步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个方面都有着坚实的基础。

80年代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在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成果。

一是价格双轨制理论。1980年起,是薛暮桥在领导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后来变成了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心就如何应对规模越来越大的按市场价格交换的原材料与产品与计划价格的矛盾展开了研究。

1984年第10期的《经济研究》发表的楼继伟、周小川的文章《我国价格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系统地论证了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思路。在这以前,1984年4月,张维迎在一个内部刊物里发表里关于价格双轨制的文章,主张价格要分次放开。如果内部报告也算文献的话,则价格双轨制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张闻天1962年7月的文章。张闻天在向毛泽东的报告当中,他讲的是市场,他主张不但是农产品,还有工业品、主要工业原材料,可以实行计划价格与市场自由价格的双轨制,而且提出了市场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高度,是取决于计划调控数量大和小,国家调控数量越多,市场供应越是紧张,这样市场价格就高于计划价格;国家调控的数量越少,市场供应越是多,这两个价格就越接近。这实际上给出了市场价格、计划价格双轨制趋同的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要调控的数量逐步减少。所以,张闻天实际上在理论上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并轨机制。

张闻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张闻天建国前就在东北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新中国经济体制,这与我们今天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决议里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是多么地相一致!当然,张维迎在1984年所讨论的价格逐步放开是一个更为广泛和深远的问题,是要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5年2月,《经济研究》第二期发表华生等5人的论文,正式论述价格双轨制的原因,说明计划价格还不能取消。所以,作者将论文标题定为《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

第二个理论成果是,改革应该采取“存量不动、动增量”的方式,即“渐进式”的市场转型。 价格双轨制本身就是一个渐进改革的方式。其实,价格双轨制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存量不动,动增量, 真正的技术是在这个定理。

1985年11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由王小强主笔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报告,题目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报告》,这主要是根据大型的问卷调查结果写出的,在论文里,作者正式指出:国有企业面对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实质是按市场价格在边际上配置资源。 这实质就是边际调节的思想。而边际调节,恰恰是微观经济学关于价格在“最后一个单位”起作用的思想。即国有企业实际是把计划价格调节的那部分资源作为一个前提,而企业运行成功的关键是按市场价格来做大增量。

“存量不动,动增量”这个思想就这样成了我们怎么进行改革的重要思想,也成为了我们后来几十年经济改革的主要特色。这篇文章实际还解决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价格双轨制为什么会自动转变为单一市场价格?因为在实践中,企业、包含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只把市场价格才当做真正的价格,而把计划价格只当做一种义务和责任或者优惠,所以如果政府放任不管,则市场价格一定会在流通里取代计划价格。

所以,1984-1985年是中国经济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大量的成果是这两年发表的。

第三个理论主张是北京大学厉以宁先生的主张,他从1980年开始就主张国有企业要上市,即国有企业的产权也要进入市场交易,国有企业的产权也成了商品。厉以宁认为如果没有企业改革为基础,价格改革是不能成功的。而国有企业上市能够以市场力量来促使国有企业改善经营。 为了让国有企业的产权上市,具体设计了一个法人股和国有股。这个考虑主要是为了是保护公有制。为了让公有制上市,故把国有企业的国家的投资部分和企业的流利部分建立一个国有股和法人股。

第四个则是吴敬琏领导的研究小组,这个学派在1985和1986年做了系统的研究,他们主张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个碎片,而是一个整体,主张价格放权,同时财政结束包干、实施统一的增值税,同时,企业要上市,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一个价格、财政和公司三大改革合在一起的一个设计。但是这个设计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国有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的理论。蒋一苇等从70年代末起就分别用大量文章,论证企业本位,这实质是将国有企业的法人产权与其生产资料公有的最终产权适当分离,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与法人产权再适当分离。 这实质上开启了市场经济的空间,论证国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类机构,国企不能离开市场,国企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的体系,而且国有企业是市场主力。

以上五项合起来,既有市场价格改革,又有企业改革,又有财政改革, 而且还有产权分层等等, 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超越了东欧曾经的改革理论,超越了兰格,超越了布鲁斯,也超越了锡克。兰格只是从消费者选择与生产结构配置的角度论证价格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布鲁斯是从决策提高效率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的机制。锡克只是从一个独立利益体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必要性。而我们的理论无论是在论证的深度上,还是在可操作的层次上,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渐进改革的战略,所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胜过苏联,胜过东欧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我们的上述理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有制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将经营权和法人产权分离,这是东欧改革没有提出的。第二,启动双轨价格制度,在稳定计划价格所保护的体制内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发挥了市场价格的配置、调节作用。第三,我们设计了统一的税收改革,防止改革可能会引发的利益分离所引发的政府治理能力下降,国力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经济改革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第四,我们的市场价格机制引出了大批民营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改变原来国民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为主的格局。

这个格局到90年代的时候,还有三大进展: 一个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和最优退出理论。第二个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要解决“大、小非”问题,要让改革进入资本市场。还有一个则是国有企业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反对垄断,引生了电信竞争理论。所以,90年代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大量地解决了市场经济的问题,还有市场经济保护竞争的问题。当然,这个市场产业组织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

总结一下, 80年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出市场经济全面发展,90年代则是做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率和配置效率。这样合起来我们形成一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什么我们成功了?我觉得有五点是值得我们牢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果都不是抄来的,尽管我们请了世行的经济学家,我们也请外国经济学家来开“巴山轮”会议,他们对我们确实是有启发的,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这是真真正正的中国人创造。

第二,这些作者写文章的时候,年龄都很小,就是30岁左右,这些成果在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时候,作者年龄最多40岁。马克思最优秀的作品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1857-1958年经济学手稿》,那是马克思40岁时写的,是最成熟的东西。

第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成果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而且很多研究任务本来就是最高领导分派下来的,研究成果被写进党中央、国务院一个一个改革的文件,理论在实践得以检验和完善。这是一代最幸运的经济学者,真是生逢其时!这是历史给予这一代经济学人的机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且出了成果,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因为她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我们党有领导力,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大保障。

第五,我们的双轨价格,动增量不动存量的改革,启动了原来的计划经济里面被压抑的民众的经济力量。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要启动改革,改革里面隐藏着巨大的资源,这是正能量,在供给侧方面给了巨大的正能量。所以改革总是“正周期”的,经济改革只会“过热”,不会“过冷”。所以每一次改革启动,经济总是会过热,决策层在改革是要预防的主要是过热;要是你改革停止了,然后经济下行了。但是你启动了改革,释放原体制下的潜能,经济就会发展。过去的40年, 我们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阶段,我们进行了改革,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运行了。期待我们能够总结这些理论和经验,继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前进。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要说明的是,每一个理论贡献其实都是由很多人作出的。 这里只点了几位代表性的成果,是远远不够的。

整理、编辑:杨菲;核稿:平新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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